县城理发店，批量消失了？

江西某县城，一家只有20平米的理发店，老板开业不久，最近一个星期就周末做了两个剪头的生意。之前开业时搞活动，单人洗剪吹20元，一天还有几个顾客，可现在每天几乎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店里熬时间。 “当时租店面的时候，一次付了三年的，月租1500元，没想到现在连房租都挣不回来”，老板失望道，她打算撑到租约到期，看看到时候生意会不会好转。 理发店曾是公认的稳赚生意，大城市、小城市、县城的街道上，各式各样的理发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在行业的最高峰时期，全国的理发店数量达到了114.4万家。但残酷的是，中国美发美容协会数据显示，仅2026年一季度，全国就有21.3万家理发店注销、关停或转让。同时新开的有12.7万家，一增一减之间少了8.6万家。 这个数字的背后，有从业者的辛酸无奈，也有部分人的自食苦果。 “总监”们不见了 透明的玻璃、刺眼的强光，从外向内看理发店一览无余：近百平的室内，装修看起来非常简约，一张有格调的沙发、一整排的理发椅还有烫染的设备，整整齐齐，米白色的柜子或架子上放着各种洗护用品。店里七八个发型各异的小伙子，刷刷手机、闲聊几句，偶尔拿着模型自己研究。 回老家工作的张然，以前下班的时候在路边经常能看见这样的理发店，天黑时格外抢眼，但最近他发现不少理发店的灯不亮了。 阿良，一位tony老师，从入行到学成，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。经熟人介绍，他曾到一家规模较大的美发沙龙去工作，因为有一定的经验，他进店之后就直接成了中级理发师。这家店一共十多个员工，等级有六层，从低到高分别为：助理、中级、高级、特级、总监、首席，不同的“身份”，对应的服务价位不一样。 比如最简单的洗剪吹，助理干，定价25元，依次往上升，首席发型师也就是店里的老板之一，定价128元。 办卡的会员和普通顾客不一样，前者可以打九折。阿良的工资主要靠办卡和产品销售，拿提成，通常来讲，提成起码占收入的60%。为了多拿提成，阿良和其他员工一样，不得不厚着脸皮跟顾客推荐办卡。刚开始，有一些逐渐熟络的客人会充个几百上千的卡，后来他发现充值的顾客越来越少，有的一听见推销办卡，下次就直接不来了。 “别看店里各种头衔多，其实手艺真没看出来太明显的差别，有个员工一年去外地进修三次，回来就变成了总监”，阿良称。他在这个店待了将近一年，便离开了，前段时间和以前的同事聊天，同事告诉他老板已经关店了，据说几个合伙人也闹得非常不愉快。 大约是从2018年开始，我国美发店的数量开始了井喷式的增长，十八线的小城里，一时间各种“高大上”的美发沙龙、造型工作室也遍地开花，追赶一线城市时尚潮流的tony老师们更是摇身一变，纷纷成了“艺术总监”。而价格涨了，服务没提升。多年前，花二三十可以舒舒服服地剪个头，如今变成五六十，可能还要遭个白眼。 理发这一行，高度分散，又是典型的纺锤形结构，能做到高端的极少，年轻人一度看不上低价的、个体的小店，导致小店缩减，中间层前所未有地扩大。然而，现在消费者不愿意为涨价买单了，“10元快剪”逆势增长，老店靠手艺和街坊信任硬扛，中间那些靠头衔溢价、靠推销办卡、靠信息差赚钱的店，最先被挤了出去。 在县城，这种变化最为鲜明。张然称，超市、商场、学校附近，10元快剪店越来越多，甚至在公园里随便搭个帐篷，放张椅子，师傅就可以开工了，“这种价格更低，基本8元”。有时候，一些年轻人也在排队。 年轻人不折腾自己的头发了 理发是个辛苦活，尤其是对夫妻店而言。 蒋妍，老家在一个四线小城，她和丈夫在小区附近开了一家理发店，做了8年，靠熟客维持到现在。他们几乎每天都待在店里，12个小时，一个月只敢休息一天。“除去房租水电，现在每个月差不多能赚一万三四，越到年底越好些，”蒋妍表示，但相比前几年，生意明显差了些，去年10月份的时候，生意最差，营业额还不到一万五。 刘城也是一个美发从业者，入行多年，在县城开了一家理发兼头疗养生的门店，面积大概八九十平，店里雇了五个员工。辉煌的时候，一个月的业绩最高可以达到近20万，即使淡季，也有十多万，然而这两年生意直线下滑，月均五六万甚至更低。如今他的店里只剩下两个人。 很多人已经离开这个行业。“我最常去的一家理发店，老板自己开店，在那剪了七八年的头发，去年突然发现他转行去做中古了”，一位朋友分享。 在理发店，剪发是流量，烫染才是利润。一个烫染套餐，少则三四百，多则数千，价格一步步在涨，而材料成本可能连50元都不到。所以不管是总监还是助理，顾客一进门，他们总喜欢推荐烫染，他们拿的提成多，店里的销售额自然也更高。小县城里，年轻的女性们坐在椅子上一边玩手机一边等待烫染完成，再常见不过。 只是，年轻人还在烫染，但从一年三次变成一年一次，套餐也从“轻奢护理”变成“基础款”，从“进口药水”变成“国产替代”，甚至她们学会了在家里自己染。 “之前剪发、烫发、染发，每年都要折腾几次，现在我已经四